博客只能关掉了，页面被我搞砸了，虽说其实从毕业那天起，它已经不存在了~唉木有办法

 

     京极夏彦在《魍魉之匣》中探讨科学与人性还有妖怪，一味排斥科学理性之外的东西，会是很可怖的一件事情。在这刚性的世界之外，需有一处容得下“妖怪”的地方，即柔软的人心，广袤奇妙多包容，如此才沾亲带故有情有义呵。如此理解我想未尝不可，科学可算做手段与技术而非目的，其实“妖怪”呢，这并非真实存于此世的怪异称呼，也可算是理解世界的另类方式吧，懒惰的套用京极夏彦原话，他在《铁鼠之槛》里写道，“妖魔鬼怪——怪异这玩意儿，一开始就是为了去理解无法理解的事物而产生的说明体系啊。说起来，它的功能就和科学一样。”

    在朱天文的《花忆前身》里，独到一段与京极夏彦说法极相照应的文字，而如此感性、明了，让我惊讶不已——
    “毕达戈拉斯说万物皆数（万物的现象依于抽象的、体系化的数学方程式。）……文明与自然一体，物的存在都有意思，物是自有其庄严的主意的，所以女神说数在于万物。你现在却只管讲万物皆数，那么物自个儿存在的庄严主意是不算回事的了？这是要漠视文明女神千万个化身于万物之中的实情了？是要任凭自然与神，与人发生裂痕么？逻辑自己会走路，而迷途日远，背反了神。抽象亦自己会增殖，转头来反噬神，神如何不怒？巴比仑人的原罪论，是指的把文明来理论学问化的罪。传至《旧约．创世纪》，亚当夏娃吃了知识的禁果而遭神谴. 而毕达戈拉斯把数抽象化，可遭到脱离女神文明的惩罚了呢──除不尽的圆周率，无理数的问题。”

    朱天文甚至搬出爱因斯坦的一句话：“科学亦如艺术，最后也得诉诸直觉性的想象。”格物与致知，宛然双生花。

    而我觉得，京极夏彦与朱天文，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质感的语言，言说科学理性以外之物，又说的那么好，恰因为他们对科学皆是懂得的，因懂得而慈悲，而生怕其被用错，又晓得其不可或缺之理。反过来，若是对科学惘然无涉，又怎会担心科学之外还有没有一个世界。

    佩服朱天文竟然能举出一个正例一个反例。反例呢是大哲萨特，“ 去年读到《利瓦伊史陀对话录》，言及沙特的地方令我诧异。利瓦伊史陀说沙特思想的根基是在一种意识形态中，此意识形态仅属于他那个时代和知识背景。沙特把哲学变成一个封闭的世界。除了政治竞技场，他对外部世界发生的一切，特别是对科学上的事情，毫无兴趣。”正例是利瓦伊史陀（也翻译作列维斯特劳斯），“  对话者问那么今天哲学是否仍然有一席之地？利瓦伊史陀答有，但条件是它必须以当代科学知识跟成就，做为反思的对象……这是古代思想家做的事，那些人同时也是那些时代的科学领导人。他们的哲学思想建立在他们的科学成就基础上。”

   其实朱天文自己的见解更是石破天惊，她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科学上的大发现若是明德（美丽的功德），哲学就是要来明（说明发扬）那明德。”这般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前言委曲述说似黄莺婉啼，意蕴悠长，这一句却是云雀冲天了，真的爽快利落。

    呃，这个话题，朱天文还提到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我书柜里正好有一本，却静躺多年了。纵然说“未为晚也”，但怎样都觉得自己步步迟来，总是落下节拍，再不抓紧，曲终人散，更叫人呆若木鸡哑口无言了。。。

摘要：我从小喜欢所谓的“日本风味”。夏天盂兰盆会看到灯笼，或参加葬礼而看到坟墓就很高兴，就是这样的小孩。还有日本式的设计和风景也特别喜欢。最初就是这样，并非特别喜欢怪异或恶心的东西。 我想在这个时代，虽然生活变得很方便，但我们还是觉得有无法理解的东西存在，也有可能我们希望把这些“无法理解”的事情留着吧。战争时代是不太会有鬼故事的，因为人家忙着找活路。这样看来我们这个时代是很幸福的，至少可以缅怀去世的人。我一直觉得，容不下妖怪的地方，人的存在也会受到威胁。如果一味追求成为经济大国，完全无视和排斥科学理性之外的东西，国民是不会得到幸福的。　查看全文

 

作者：谷崎润一郎

 

      “有一天清晨，佐助从女佣的房间里偷偷拿来她们使用的镜子和缝衣针，然后端坐在地板上，一边照着镜子，一边拿着缝衣针往自己的眼睛里扎去。他不具有针扎眼睛就会失明的常识，只是想尽可能用痛苦少又简便的方法使自己的眼睛看不见。他试着用针刺左眼珠，好像很难刺进去。眼白又很坚硬，刺不进去，黑眼珠比较软，刺了两三下，恰好碰到合适的部位，扑哧一声，进针有两分左右。突然眼前白茫茫一片，他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视力。既不出血，也没有灼热感，而且几乎没有痛的感觉。这是因为破坏了水晶体组织造成的外伤性白内障。”

　　 ——读约翰.贝利《当贝利遇见艾丽斯》

     希腊神话中，普罗特斯（Proteus）作为海神波塞冬的牧羊人，能够随心所欲变成各种形状，有时是一头狮子，有时是凶猛的野猪或怪兽，有时又化作枝繁叶茂森然大树。但是，不论他如何幻化，当大力士赫库勒斯(Hercules)伸手紧紧拽住他不放时，普罗特斯只好投降，变回人形。当婚后的约翰.贝利（John.Bayley）抱怨妻子艾丽斯.默多克（Iris.Murdoch）无法让人理解，仿佛以另一副面孔示人时，艾丽斯会平静安慰他，并提起普罗特斯的神话。也许，贝利还要喋喋不休，“可我缺少这位大英雄过人的膂力与意志”——一句玩笑让两人重归于好，活蹦乱跳起来，继续享受着相互交流又从容独立的婚姻生活。那时的贝利定然不会料到，相伴四十余年后，当生命渐渐流逝，婚姻终于展开反击，用病痛将艾丽斯牢牢拴在自己身边，爱，不再若即若离。
　　《当贝利遇见艾丽斯》（Elegy for Iris）是牛津古典文学教授贝利对小说家妻子艾丽斯的追忆之作，从两人初相识，一直写到艾丽斯生命最后几年患上阿兹海默氏症的日子。笔触幽默温柔，将艾丽斯独立、睿智、宽容的形象自豪的勾勒出来，并将自己学养敦厚、体贴风趣又醋意十足的丈夫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也许，书名直译作“艾丽斯的挽歌”要贴切些，书中回忆以艾丽斯晚年生活较重，如贝利比拟，“记忆像一件合身的夹克，把拉链一直拉到脖子下面。”直到艾丽斯生命将尽，他才惶惶然把这拉链打开吧，笔端真情，隐忍流露。
　　1953年，艾丽斯34岁，贝利28岁，贝利第一眼望见艾丽斯便爱上她，这是他的初恋。第一眼，犹如一张快照，难以改变，永远凝固在相机的闪光里。这一瞥之下的艾丽斯，比她任何时候都要孤单，心烦意乱。贝利耽于幻想：“她一辈子从没恋爱过；今天，她骑脚踏车在校园里溜达，等待我出现。”而且在贝利看来，艾丽斯浑身上下找不出一点点性吸引力——也许，这样的评价，是那熊熊燃烧了四十余年的醋意在作祟呢——不久之后，他们第二次相遇，“现实”无情痛击了贝利一厢情愿的臆想。贝利很快发现，在别人眼中，艾丽斯是一个具有强烈的、魔鬼一般吸引力的女人。
　　她的身边，围绕着一群和善、聪明、带点学究气的牛津女教师，“百合”之风在她们之间互相传染（1950年代初期，苏珊.桑塔格曾在牛津师从艾丽斯，她中性的打扮被人疑为同性恋，但这期间，终究没有人向这位母亲下手）。严峻的事态还在后面，艾丽斯曾有许多男朋友，一个一个从她嘴里冒出来，排成长长一纵队，现身在贝利面前，好事地打量起他。贝利觉得，艾丽斯就像童话中的姑娘，与自己相亲相爱，但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离开自己，消失在一个神秘的，对他来说完全不了解的世界。她要拜会一大票朋友，她从他们那里汲取灵感。每当贝利妒火中烧，艾丽斯会乖乖陪着他，“展现她那只有在我面前她才会显露的跟别人眼中艾丽斯截然不同的自我”，直到他妒意消却。尽管有些自欺欺人，不过贝利心理调整能力的确蛮强。而这醋意真的一直陪伴着他，1994年春天，就在艾丽斯患上阿兹海默氏症前期，一位以色列小说家邀请贝利夫妇到家中做客，贝利还怀疑对方看上了艾丽斯，想找机会向艾丽斯示爱。
　　而贝利始终耿耿于怀的“情敌”，是被尊称为大师，定居伦敦的德语作家卡内蒂，“他总像神一样占有和主宰艾丽斯”。身为小说家，艾丽斯的创作想象力受他操控、宰制。耄耋之年，卡内蒂在回忆录中将所识之人一一贴上标贴，称 “艾丽丝的情人是牛津大杂烩”，她利用自己去充实她的才华。这样的说辞未免下作，令人恶心。贝利花了很大篇幅描绘这位大师，并抬出牛津的谦谦君子以赛亚.伯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终于成功将卡内蒂刻画成一个刻薄、无聊、傲慢自大的怪物，“天人交战的结果，厌恶战胜了钦佩”。是的，贝利，你赢了。至少你的读者不必经过“天人交战”，如我只是经过上眼皮与下眼皮的交战，便站到了你的一边，愤然逼视着你的可怜的卡内蒂。贝教授，你偷着乐吧。
　　到底是什么促使艾丽斯决心嫁给贝利？贝利谈了两件意外事故。一次是贝利开着艾丽斯的爱车，却将车撞得稀烂；一次是他们一起看中一套房屋，贝利却未能将价钱谈妥——但婚前同甘苦、共患难的经历，“比起我对她付出的无限关爱，似乎更能使她下决心嫁给我。”描述婚后的岁月，“孤独”是寻常可见的话题——“婚姻生活的真正乐趣就是心灵的孤独，而这也正是最令人心安的。”贝利同情、体恤着艾丽斯的心境，但并不尝试进入她的心灵；而艾丽斯在丈夫面前，一如曾经约会时那般快乐、淘气，小鸟依人，将自己脆弱纯真的一面展露给贝利，小说嘛，只有技术性问题才会请教他。
　　其实贝利是宠着艾丽斯的。他为艾丽斯修建泳池，树起半身铜像，每当经历危险，便“我再也不带艾丽斯来这里了”。记得朱天文一向珍惜没有生命的东西，拯救字纸、垃圾——仿佛这些东西是有生命的。贝利笔下的艾丽斯亦是这般，“尽可能帮它们找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她善良，对别人没有批评，无社会意识——也许每个丈夫最终都会把妻子宠成不谙世事的小女生。贝利情愿艾丽斯在文学上像小公牛般低着头向前冲：让家里是温暖舒适的一团乱就好，让家务成为艾丽斯想象中世界的一部分也罢，“艾丽斯穿着围裙烧菜”的意象，总没有“艾丽斯冲出家门口迎接下班回来的丈夫，亲吻他一下，然后故作惊慌告诉他说，那群野獾今天闯进屋子里来了”的意象要富有戏剧性。贝利并不奢望妻子能照顾自己，当病愈后听说在自己卧床期间，艾丽斯还笔耕不辍，并构思出一部小说时，贝利感动得又立刻病倒了。
　　不待西风摇落尽，笔尖动处有秋声。贝利笔下艾丽斯年轻时的形象，从没保持一样，像海面浮动的水位，随天气和潮汐的变化而变化，直到生命最后时刻，这形象不再变化，她成为一个小孩子，成为清澈明媚的活泼少女——尽管她已患上阿兹海默氏症，几如活动的尸体——你依然感受她的一颦一笑，触知她的一举一动，亲吻拥抱更频繁——那依然是你熟悉的艾丽斯。生命缓缓流逝，笔底秋意渐浓，怎不令读者动容。我突然很疑惑，将过往生活描述得那般若即若离，“渐行渐近却又渐行渐远”，难道是作者一时无法逼视夫妻间相濡以沫浓浓爱意而故作春秋之笔？曾经有满满的孤独，那是为回忆往昔时避免感怀伤逝？如今相拥相依，那是为深沉暮色中再添一笔暖意？
　　许许多多情节，我一时不知如何说起，又或不忍，仿如不小心说破一个秘密，会害一份感动悄悄溜走。可是，愚笨如我，又如何能道出老贝利那历经岁月洗礼的爱情——他不相信患上阿兹海默氏症的艾丽斯被另一个自我代替；他感知她在偷偷哭泣，其实晓得自己患上多难熬的一种病；他原谅她的无理取闹，“毕竟她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他几乎没有描述过入夜后的生活；他告诉艾丽斯她快要四岁了；他开玩笑哄她开心，“唔，诸位，我们应该表现得更好一些”……
　　可是，我想说的是，贝利，你的表现，真的足够好。

“很显然，你对文字的驾驭能力下降很多。”
~~好打击人，不过的确如此，我也感觉得出来，荒废两三年，文辞顺序、捡字造句，现在显得特别难，虽然从来也不曾得心应手过。我对自己很失望。
“写多了政治文章就是这样啊，什么新词语也没有，你应该多读读时尚杂志。”
~呜，我还算比较年轻啊，难道就只配写下面目可憎的文字？一如面目可憎的自己？！

“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有些诗单独把中间两句放一起很好玩。强极，则辱谦谦君子。”
“淫荡！”
"看到聂绀弩有两句诗：一句‘悲关物我人天际，道在闺房儿女间（咏旧小说五首 聊斋志异）’；一句‘一鞭在手矜天下，万众归心吻地皮（放牛三首）’。放一起是‘道在闺房儿女间，一鞭在手矜天下’，呵呵。
“……”

     《在土星的标志下》的一段话，是39岁的苏珊·桑塔格（1971年）评价当时刚刚过世保罗·古德曼的言论。我很好奇，你是否想到，多年之后自己也会成为一个标尺，成为他人虚弱之时每每忆起，会重新燃起力量的榜样——“有没有他的书，我都会继续受到他的影响。现在，他去世了，再也不会在新书里谈论什么，这下，没有了他的盛气凌人，没有了他对一切事情所作的不厌其烦、迂回曲折的解释，没有了他这份榜样的恩赐，我们大家只好自己继续勉力探索，互相帮扶，说真话，发表我们创作的诗篇，尊重彼此的疯狂以及出错的权利，培养我们的公民意识，每念及此，不禁黯然神伤。”

     令人黯然神伤的，不止于此。

      那些文学评论，既然饱含对作品的认同感，想必对自我的期许不言自明。可是，女人的话太多时候都要反过来听，桑塔格何尝免俗。在评论中抨击的，有时候，却是自身难以割舍的。那些文字，更显扑朔迷离。1971年桑塔格在巴黎，试着过一段没有书的生活，而此时正是桑塔格文学创作的“低潮期”，实属欲突破自我的无奈之举。桑塔格是一个文化斗士，揭示、揭示、揭示——维护真理，反对偶像——永远要让感受力发出清晰的鸣响——但始终摆脱不掉“媒体明星”的形象，也许，如此反而甘之如饴。套用那个时代的话说，桑塔格仿佛患上“文化上的精神分裂症”。

      桑塔格注定是个偶像。少年显峥嵘，而17岁（1950年）即成婚，19岁（1952年）生子，24岁时已分居，26岁离婚。似乎任何事桑塔格都要走在别人前面，过早从童年中解放出来，孩童的躯壳里藏着一颗焦躁的心，急不可耐踏上现实的旅程；而真实的世界却永远就在前面，触手之际又变为镜花水月——婚后一年，桑塔格刚满十八岁，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已是新娘，痛哭起来，好伤心。好久好久，都要饱尝阴差阳错的苦痛。此后，桑塔格从保守的英伦世界打开缺口，开始攻克男性领域一个个堡垒。奇异利落的形象颠倒众生，“高挑、苗条、双性同体式的人物，一袭黑衣。一头黑发，橄榄色皮肤……”后来，桑塔格披肩黑发的额前总飘着一绺桀骜白发，再后来，一头剪断的白发……（中性形象原来一直很受关注）

      谈及与古德曼的关系，“不仅不是朋友，我甚至还不喜欢他”。难以交流，无法沟通，其实是因为太在乎。一点点阻碍会被放大许多倍，欣慰旋即转为痛苦。毕竟，桑塔格17岁已通读古德曼全集，定然以为自己，应该了解他的一切。

      对桑塔格来说，与文学的关系，自己首先是一位读者：阅读中建立标准，根据标准看到自己可悲的不足；通过阅读，成为文学群体的一部分，该群体的作家中逝者远多于健在者。在桑塔格那个时代的“健在者”中，托马斯·曼是无法绕开的一个，《魔山》深刻影响了桑塔格的一生。

      桑塔格把自己14岁拜访托马斯·曼的经历娓娓道来，题为“朝圣”。令人惊奇的是，桑塔格的笔触如此温情，少年人的清新与激情满盈字里行间。

      斯特拉文斯基是桑塔格的音乐偶像，“斯特拉文斯基要活多久才值得我们当场就死呢？”二十年？十五年？十年？五年？四年？桑塔格叹一口气，“咱们继续吧。”三年？只为额外的三年就死去？好吧，四年，最少四年。对，如果可以让斯特拉文斯基能为这世界多演奏四年，桑塔格愿在聆听他音乐的当下甘心死去。

      那么，桑塔格，对于你文学方面的偶像托马斯·曼，在你看来，自己少女的乃至未来功成名就的生命所值几何？

      我不能理解——《铸就偶像：苏珊·桑塔格传》中，传记作者将托马斯·曼对桑塔格的影响，叙述得未免有些促狭；而叙及桑塔格拜见托马斯·曼一段，又将这位老人描绘得过于庄重。远非桑塔格所叙述的那般“惊心动魄”。传记中引述，“他（曼）在的地方，我（桑塔格）都不在。我是指欧洲。”但桑塔格的原话是，“他在的地方，我都不在。欧洲，或童年之外的世界，那严肃意义上的世界。不，甚至连那也不是……”对桑塔格来说，托马斯·曼就是书，“不是一本书，而是许多书。”托马斯·曼是自己崇敬逝者中的一人，如同维克多·雨果一般——“我为什么要想和他见面呢？我有他的书。”

      所以，桑塔格，你在叙述中为那次拜访铺垫许多，而且开篇就要强调：“围绕着我和他会见的一切都带着羞愧的色彩。”接近与疏远，欣喜与沮丧，在内心交织，这份羞愧的感觉，你的读者也感同身受。

      总有一天，我们会与你相遇。在这里或者在别处，你向我们举杯，你的声音，仿佛来自空旷的剧场，对着闭上的眼睛，苦涩的嘴唇，对着在寂静中啜饮成长果实的——你永远的后辈——对你敬慕、兴奋和感激的心境，与少女的你拜见偶像时并无两样。

      你是书，许多书；此刻是感知，是比智力更聪明的血和肉。拜访托马斯·曼，是你在提问，这次轮到我们。细数你生命中重要的东西，询问你的新作何时问世——多么盼望尽早读到它。屏息等你说出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壮着胆子要告诉你，我们也是如此喜爱，“如果现在不说那就永远没有机会说了。”你会问我们喜欢哪些作家吗？问及我们的生活？——蝇营琐事，我们满目惭惶——难道要让这些拉远与你的距离？我们也会说，“这让我们很难为情。”

      身处文学的觐见室，你在那儿，你的话语仿佛来自书籍，熟悉又捉摸不定。我们只会重复着傻傻的回答，虽然心中感情复杂。这或许也会成为一场俱不在最佳状态的对话吧。

      不要沮丧，桑塔格，如今你“变成自己的仰慕者”——而关于“朝圣”的苦涩，也终究会被那一天“觐见”的光辉所宽慰。就像米沃什诗中所言，“愿温柔的群山和羊群的铃声/使我们记起我们失去的所有事物/因为我们在路上看着，爱上了/在转眼间就会消失的世界。”作为读者，充满敬慕的喜悦载着我们前行，我们都如同漫长而累人的旅途上的小孩，不停地问着——“我们到了吗？”

 

对于苏珊桑塔格传记《铸就偶像》还有不满地方，很想问问作者，那些语焉不详的地方，都省去了什么。例如，“一个接一个的情人（多为女性）在她生活中进进出出”——她们是谁？！

其实，我关注的是两件事，又或者只是一件事。1950年代，她在牛津师从作家爱丽丝默多克，就是那个《当哈利遇见爱丽丝》的爱丽丝。爱丽丝初获教职时还是小姑娘，但身边围着一圈有智慧的牛津老女人，“百合”之风在教职人员中盛行一时。虽然说，把“百合”带入学生中会令人不齿，但……但……桑塔格一向是…迷人的，咳，尽管“一个母亲不可能是同性恋”。还有一件事，是1973年，帕格里亚著述了《性面具》，后来此书风靡一时，直至我的案头。那一年，帕格里亚25岁左右，在本宁顿学院也是初获学术工作，更方面都还很嫩呢。作为同性恋的她，尽管最早的楷模明显是女权主义偶像，像波伏娃，但她对桑塔格的抱怨与桑塔格对古德曼的抱怨如出一辙，或者更甚，“我一开始对桑塔格就有的抱怨之一，”是“她在石墙酒吧骚乱事件之后对她自己的性生活仍旧表现出的怯懦”。后来一段时间，两人过从甚密，帕格里亚邀请桑塔格作了一次并不成功（失败）的演讲，不晓得桑塔格突破了“怯懦”没有。

是谁说人人心中都有一座背背山？这是说男人吧？女人心中是不是都有一朵“百合”花？像《天才麻将少女》里，saki与小和和总让人心怦怦跳！

也许帕格里亚并没得手，多年以后（1990年代），帕格里亚羽翼丰满，开始公开抨击桑塔格，并挑战偶像——“下一阶段的我就是现在的你”；而桑塔格则回敬帕格里亚应该去组建摇滚乐队。

欲求不满的人一定很可怖，所以，我很想知道帕格里亚的战火是从哪里燃起来的。

    

      《在土星的标志下》的一段话，是39岁的桑塔格（1971年）评价当时刚刚过世保罗古德曼的言论。她定然不会想到，多年之后自己也会成为一个标尺，一个榜样。虚弱的时候忆起桑塔格之名，会重又燃起力量——“有没有他的书，我都会继续受到他的影响。现在，他去世了，再也不会在新书里谈论什么，这下，没有了他的盛气凌人，没有了他对一切事情所作的不厌其烦、迂回曲折的解释，没有了他这份榜样的恩赐，我们大家只好自己继续勉力探索，互相帮扶，说真话，发表我们创作的诗篇，尊重彼此的疯狂以及出错的权利，培养我们的公民意识，每念及此，不禁黯然神伤。”

      令人黯然神伤的，不止于此。

　　有些事情她不说，也许我便淡淡忘记。忘记她把我叫出课堂，我任性地回顶她我愿背上背包四处流浪；忘记许多个夜晚，我溜出教室，把自己拙劣翻译的英文诗歌送去她办公室；忘记泰戈尔、纪伯伦、华兹华斯曾是我们共享的秘密。如众多勤奋学子一样，我也把高三当作向大学冲刺最后的跳板。只是如许年后，在她密谋者一般会心的笑意里，我依稀嗅到自己少时顺畅的呼吸——心脏太新、血管够韧，那些心有旁骛碌碌着的日子也是我放飞梦想的开始吧。
　　她让我知道不会写入试题的书籍是可以谈论的，长长的充满善意的诉说似春风化雨，于我何等幸运。在电影《死亡诗社》中，我曾惊喜地寻觅到这份熟悉、亲切的感觉。威尔顿预备学校的英文教师基廷（罗宾·威廉斯饰演）开课伊始，引用惠特曼的诗句，愿孩子们称他作“船长”——“哦，船长，我的船长”。内心的声音告诉我，我如这群孩子们一般幸运，有自己的“船长”。“哦，船长，我的船长……我们的船安渡惊涛骇浪，我们寻求的奖赏已赢得在手中”——而我明白，当扬起希望的风帆，驶向多彩的所在，身后的恶浪必将无休无止，只有内心的宁馨才是可寻求的最高奖赏。
　　基廷带着他反传统教育理念来到威尔顿预备学校，带给学生们崭新的视角去观察世界。他领学生来到校史陈列室——莫作“人生长恨水长东”的悲切，而要“有花堪折直须折”的率性。荣耀永远属于年轻的心，快快把生命的甘露置于唇边啜饮。
　　基廷让学生朗读课本中的导论《了解诗》——作者提出两个问题，诗如何技巧地呈现其客观性，而其客观性有多重要。给出的解答是建立一个评价诗的坐标轴。横坐标上标示一首诗的完美程度，纵坐标标示其重要性，坐标图中的面积大小相对简单地评判了一首诗的伟大程度……基廷突然震吼，撕掉！把导论撕去，撕干净！它们全是鬼话，我们不是装水桶！怎可如此粗暴地判决一首诗，无视蕴藉其中的丰富性，如同无视生命的丰富多采。是的，诗是成长与寂寞的果实，它滚烫着，芬芳四溢，怎可拘囿。然而，撕去那一页，撕破诗打磨光洁的外壳，与滚烫的内里赤诚相见，未经世事的少年会否被灼伤？
　　我曾见过另一个评论文学作品的坐标图，是美国作家冯内古特所创。一条垂直线，向上代表好运，向下代表厄运，原点标志故事的开端，向前延展的横轴则表示其发展程度。按照故事进展，将主人公每一阶段的“好运”、“厄运”连成线，或可看到一条起起伏伏的折线或曲面，正似人生的涨落。而卡夫卡的《变形记》，一个变作甲虫的年轻人，命运的线条急转直下，这是个悲观厌世的故事。但有些文学作品也许是无法被钉在这座十字架上的，如莎翁的《哈姆雷特》。丹麦王子每一步行动，优柔之间，阴晴难定，我们竟难以评说是“好运”还是“厄运”，难以在坐标图上标出一个点，连出一条线。也许莎士比亚告诉了我们真相——正是那些跌宕起伏的线条所不曾言说的——“真相就是，我们对生命认识如此之少，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好运，什么是厄运。”
　　我们几时明辨前路凶险。汉武帝招魂李夫人，望着屏帐内绰绰影像，问自己“是耶非耶？”即使被引向诗，即使精神的杯盏满斟，我们还要问自己，“幸耶不幸耶？”是与非如何看得通透。
　　这一刻，基廷让抑郁的陶德以诗的形式大声喊出内心的声音，“我听见我内心原始狂野的呼吼，越过世界的屋脊”。下一刻，他引导尼尔鼓起勇气追求艺术。尼尔实现心愿，在戏剧《仲夏夜之梦》里得到小妖精的角色。首演成功，尼尔兴奋异常，不料被愤怒的父亲浇一头冷水——明日转校，一心向学，不得旁骛。希望被扑灭，激情在内心冲荡，酿成悲剧，当晚尼尔选择了自杀，把生命轻抛。
　　谁的错？是点燃激情的基廷，是强势的父亲，是少年意气决绝而去的尼尔？命运的石锤敲击得迅猛而残忍。基廷抗不过世俗道德的压力，黯然辞教，临去的时刻，耳畔再次传来一声声“船长”，“哦，船长，我的船长……港口已经不远，钟声我已听见，万千人众在欢呼呐喊”。那彼岸的欢呼，遥远得多像一声叹息。我想起雪莱致华兹华斯的诗，“你曾像一颗孤独的星，/把光明照到黑夜浪涛中脆弱的小船，/又好似石筑避难的良港，/屹立在盲目挣扎的人群之上；/在可敬的贫困中，你构造了/献与自由，献与真理的歌唱……”当船长离去，星光黯淡，是时候把内心的明灯点亮，劈浪前行了。
　　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不在别处。金色的树林路分两股，为何你偏偏踏上人迹罕至的那一条。是否如基廷给孩子们留下的诗章所言，“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生活得更有意义，我希望活得更深刻，汲取生命中所有精华，把非生命的一切都击溃……”或如诗人彭斯轻盈地一跃吧，跃出世间沉重的窠臼，唱起率真的歌，“我的心儿在高原，我的心儿不在这儿”。幸耶不幸耶，我的心儿在高原，我的心儿不在这儿。

　　在4月25日《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一则评论，说当大多数媒体告知公众，美国弗州理工大学校园枪击惨案中有32名师生遇难时，弗州理工大学的学子们却将33块纪念石安放在校园草坪上。其中，第33块石头属于凶手赵承熙——在那些“亚裔”、“族群”、“移民”等喋喋不休而未必相关的扰攘之外，他们正安静地度思亡灵——那个可怕的早晨，他们失去了33位同窗、挚友，甚至亲人。
　　无数个日夜里，他们最有憎恨的资格，而面对生命的哀思前，他们选择了宽恕。那第33块石头，正包含了最深刻的宽恕，与对脆弱生命最真诚的悼念。
　　从前看电影《七宗罪》，凶犯按圣经中所列人类七宗罪，一一作案，手段残忍之极。而他七宗罪行未完全犯满时，就被捕了。但他以卑鄙手法激怒警方，使警察出离愤怒，当场将其击毙。他正是利用警察，犯下第七宗罪：愤怒之罪。茫茫旷野之下，罪犯含笑倒地，弯起的嘴角充满对人类理性的嘲讽。仿佛他以七宗罪战胜了全世界。
　　我想，那第33块石头，在寄托哀思之际，同样也是一场“战斗”的象征，象征着哀悼者以爱和宽容为武器，战胜或彻底掩埋了赵承熙信奉的“他人即地狱”的黑暗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生命息息相关，每个人的离去都是我们一部分的脱落，每个人的错都是我们所有人的耻。丧钟为谁而鸣？为我，为你，为他！
　　4月26日《南方周末》上方舟评论《在我们心中竖起一座生命纪念碑》写到弗州理工大恶性校园枪击案发生当日，河南省宝丰县王庄煤矿发生爆炸事件，同样数量的矿工不幸遇难。4月18日，辽宁省铁岭清河特钢公司30吨滚烫贴水倾倒下来，和32名工人的躯体以及惨烈的哀嚎在大地上浇铸出巨大的伤疤。
　　作者指出，媒体对于前者的报道铺天盖地，其新闻源也在不断扩大和升级：总统讲话、校方声明、万人哀悼、降半旗、遗照上网、摆石块纪念、祈祷与鲜花，整个社会都被动员起来，新闻源源不断。但对于后两起事故，无论是一再发生的矿难惨剧，还是钢水浇人闻所未闻的人间噩耗，我们的新闻媒体都鲜有报道评论，而地方政府和新闻资源更一再做着减法处理，将大事化小，让媒体报无可报，评无可评。
　　新闻价值的问题暂不说，且说那些新闻资源减法处理的背后，不正是一部分人生命价值理念的缺失，对于生命遭受威胁与损害时情感和行动上的麻木吗！
　　也许有人发出那样的疑问，中国重大伤亡事故太多，若每一次都如美国那般隆重悼念，媒体充分报道，大家还忙得过来？而作者回应，“如果每一次都充分报道了，如果每一次都认真追问了，那就不会有那么多埋葬生命的制度缺陷了，那就不会有那么多重大伤亡事故了。”
　　是的，我们的文化、观念、行动上，确应更多体现对生命尊严的维护，心灵上竖起生命纪念碑，并以之作为引导制度完善的航标。
　　对于生命的态度，我们要多做加法，但对女性的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需要采取一种减法。也许历史的发展，女性地位的进步，正是一个不断祛魅的过程——祛除太多本不应存在的符号意指。女祸、女巫等等这般传说绵延数千年，五代后蜀花蕊夫人曾有诗说：“君王城头树白旗，妾在深宫哪得知”——于我有什么关系！面对蛮横、强势的“男性话语”，历史要听真实的声音。
　　《光明日报》4月26日11版《以平常心看待女博士》，写到当下社会对力争上游的女性博士，存在着无数非议。有“女博士”称号，把她们视作第三种人，而后“知性美女”、“灭绝师太”的称谓，更折射出对她们，甚至对女性的敌视，和对知识的仇视。
　　4月26日《南方周末》14版《“愤青”的性幻想》述及目前“愤青”一词已成为中国大陆网络语言中专有词汇，来形容中国大陆的激进中国民族主义者。而“愤青”的反日仇日言论中，特别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对日本女人的“性幻想”。作者说，“在‘激进民族主义者’的意识里，女性的身体本身就是领土之一种，是可与领海、领空并列的一种领域。占有和摧残敌国女性的身体，是征服对方的一种方式，是弘扬民族精神的一种表现……”这样的评论，多少解释了“愤青”的民族主义情绪何以对日本女人难以忘怀，以及当初侵华日军何以犯下种种令人发指的“性暴行”。
　　无论是把女性身体视作领土之一种，还是那些“女博士”、“灭绝师太”等带污辱性的符号化称谓，都是充满男性强势话语社会最耻辱的一部分。前者体现了人类野蛮时代的遗风，后者反映出那些完全以利益为轴心的心灵，对崇高和神秘不再有丝毫的敬畏。种种根深蒂固的符号意指和称谓，它们侮辱的不仅仅是日本女人、中国女人、女性博士，更是侮辱了所有女人，包括我们自己的母亲、姐妹、妻子和女儿，也侮辱了人类的理性与良知。
　　我想起已逝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的作品《疾病的隐喻》。她在书中提起，最初法西斯发动之时，希特勒将犹太人比作“民族的瘟疫”，展开大屠杀。在历史的长河中，如“民族的瘟疫”这般荒谬而残酷的符号化称谓，加诸女性身上的，还少吗！默默着，我们历经多少劫大屠杀？